【本文中的“谢冲”为虞凌云冤案公司的普通员工，律师认为谢冲无罪，做无罪辩护，最终谢冲被判刑1年，缓刑1年】
法院判决我侵犯8,500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这个数据从何而来？从我入职那一天开始，到案发前的所有公司采集的个人信息，都被囊括在内。
即使我工作了三个月，每天都在工作，从不放假，那么我一天也要侵犯将近90万的公民个人信息。
我又不是机器人，怎么做得到这样的犯罪行为？
一、“罪恶”的我无法前行
我叫谢冲，跑步的冲，父母希望我勇敢地向前冲。
但是现在我却被困在原地，止步不前。因为在这个社会上，“罪恶”的我已经无法前行。
我已经整整两年没有任何工作了，女朋友离开了我，父母想起我的事便会偷偷叹气，但是在我面前还是会安慰我——入职口袋理财工作三个月，法院认为我侵犯了近1亿条公民信息，判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现在，我不能离开上海，必须每天打卡三次，每周去报道，每月做改造教育，与盗窃、抢劫者一起好好“改造”我“侵犯近亿条”数据的行为。
二、定罪证据，是我和领导说的一句客套话
我在口袋理财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个月。
我和虞凌云隔了两级领导，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2018年10月左右入职，2019年1月我才正式开始着手工作，法院却因此判了我一年缓刑，而定案的证据是我与部门领导客套的微信聊天记录。
法院认为这代表了我和领导关系亲密，但是哪个打工人没和领导说过一句客套话呢？
虞凌云冤案公司普通员工：因为和领导讲了句客套话，我被判了缓刑
我当时说：“你好，我是谢冲，我之前对风控，消费金融策略，决策引擎，风控系统都有很丰富的经验。相信我工作上后面可以很妥善的完成任务，后面工作请多多关照。”
当时的我未想过，简单一句客套话，却成了证明我犯罪“最有力”的证据。
大学时，我学的是信息管理。本科期间，我就到国企实习。毕业后顺利入职国企，后来跳出体制内，做了消费金融相关的工作。
进入虞凌云的口袋理财的流程很普通，我在boss直聘上看到口袋理财，经历了三轮面试、脱颖而出，最后得到入职的机会。
选择口袋理财，因为它是一家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有着各种上海、温州乃至全国荣誉的头衔。
上海民营企业家虞凌云公司部分荣誉展示
我是奔着大公司的稳定而去，结果却陷入了风险。
如果从头再来，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分辨出这家公司是不是会犯罪，无法避免再次陷入这样的风险。
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得知。
三、闭目养神的检察院领导
最开始，检察官想给我定的是诈骗罪、涉黑涉恶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还记得第一次讯问，我对面是位干练的女检察官。她旁边是一位检察院领导，悠闲地坐在侧面闭目养神，偶尔睁眼低沉地打量我。
女检察官认为，我侵犯了上亿条公民个人信息是板上钉钉的罪。在我讲述完个人经历后，就直接和我说：“你侵犯公民信息这个罪名你知道的吧，我们就不多谈了。来谈谈你诈骗。”
而那次，是我第一次听见侵犯公民信息这个罪名。
涉黑、涉恶和诈骗这三顶大帽子我肯定是戴不上的，公司是合规经营的企业，不是黑社会。
但是侵犯公民信息这项罪名，让我充满疑惑。
我细心向检察官们讲述银行、互联网金融行业风控的定义、作用，风控策略分析如何调节阈值、公司有什么策略——结果居然是我从事风控策略的这个职业在侵犯公民信息，而且都是入职3个月的我做的、我“主张”制定的。其余数十位工作三年多的风控策略、数据分析师的成果都是根据3个月的我完成的。
当我在最后澄清自己没有接触过任何通讯录的时候，那位闭目养神的检察院领导突然清醒，愤然离去，之后的询问便草草收场。
庭审时，我依旧坚持无罪辩护。我坚持自己没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但公诉人在庭审时当庭说，建议判我有期徒刑3年，不建议缓刑。
暂且不论公司是不是真的在侵犯公民信息、诈骗，我仅仅入职三个月左右，即使公司真的在侵犯公民信息，我又如何得知？
四、我，是一个风险控制分析师
公司的案子，公安检察调查了两年左右才起诉。而我一个人，在三个月内，每天接触的只有自己的工作，又如何能够得知公司正在犯罪？
陷入案子之后，我看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案例、判决书，很多立案的处理。
我现在都认为，我们员工没有任何侵犯公民信息的行为。
作为小额借贷的业务风控，工作内容类似于在银行审核信用卡。银行通过查看你的各种信息，包括以往的信用、现在的工作情况，来决定是否要发放信用卡。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制度。有一个评估用户还款能力与还款水平的模型分数，类似于支付宝的蚂蚁芝麻信用分，分数越高信用水平越好。
我每天看的数据，和通讯录等公民个人信息无关。
风控策略分析师的职责，是为平台做一些风险控制分析以及有贷款需求的客户做信用审核的策略，这些策略经过系统的运行会拦截掉一些有黑名单的客户，被拦截的这些客户就无法通过我们平台购买我们平台上的信贷产品。
有个同事，被判定侵犯2亿公民个人信息，即全中国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他侵犯了公民信息。
由于法院没有给律师和我们看过鉴定条数的数据，所以也无法核实。
法院认为，我作为风控部门的一员，肯定需要使用公民授权的个人信息。处于需求环的源头上的我，指使了开发部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
但实际上，我才入职三个月，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这样的请求，我自己所接触的信息中也没有任何的公民个人信息。
我是我们公司整个风控策略部门唯一一个被判处刑事处罚的，而我是最后一个进入公司的、入职时间最短。我们的职业是社会公认的正经职业，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犯罪而从业。
如果淘宝、抖音、美团的数据分析师无罪，支付宝、微信的风控策略无罪，我在风控策略部门的其他同事无罪，那我也不应当有罪。
五、幽灵般的后遗症
2019年3月25日，我被刑事拘留。
我在看守所待了37天，看守所里二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我在里面感冒了。
泰州看守所会给我一点药，但是没有用，没人会关心你这个罪犯的身体与死活。
在看守所里，我的感冒拖成了肺炎，不停的流涕、咳痰也由浓绿色转为莹黄色。
到我出来的那天，我的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重度肺炎，我在医院看病住院反复看病医治了一个月才好，一直身体健康的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奇霉素、各种头孢以及第三代、第四代抗生素。
谢冲：我吃的药
后遗症像幽灵一样纠缠着我。我现在每一次感冒，都伴随着令人恶心的黄绿色浓痰。
六、法官说，他会搞快点
泰州市姜堰区法院对我的审理，打破了我的往常观念。在案件发生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泰州。
我对泰州姜堰区的唯一印象是气派的政府设施——政府、公安和法院全部都是方方正正的欧式建筑，外面贴的墙砖，建筑高高耸立，我仿佛不是身在一个四五线城市，而是在一片新建的影视城中。
跨省“黑打”办理虞凌云冤案的江苏泰州公安局姜堰分居
而这样的建筑也让我了解到，泰州姜堰区想要把我们的公司的案子办成铁案的决心——
他们需要钱。
审理的那天，我和剩下30多个人一同被审理。我没有认罪认罚，没有签订具结书，既然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便不会认罪认罚。全场只有我一个员工做无罪辩护，还有几个做独立辩护，而其他员工都是做轻罪辩护。
开庭开了两天，第一天从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六七点左右的时候，已经有不负责任的律师当庭对法官抱怨，说：“能不能早点结束，我要回家”。
而法官则完全没有表现出一种法庭应有的肃穆，他对律师说：“好，我会搞快一点。”
法庭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推进下去，证据根本没有经过认真的质证，我作为两天最后一个被审理的人，我所有的证据都没有经过认真的质证，我的辩护意见都没有被采信。
最后，我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虞凌云案是个大案子，泰州地方想要定虞凌云的罪，执行34亿的财产。
我们员工是用来凑数的，法院以我们几十位员工有罪来证明虞凌云有罪。
七、我们是泰州两级法院制造冤案的炮灰
除了我，其他的员工也仅仅是普通的打工人，朝九晚五、有时加班，拿一份死工资，靠这份工资去养家糊口，去租房，去维持在上海的生活。
有一位被判刑的员工，工作是软件开发。开发程序直接从其他程序改的，他认为获取通讯录侵犯隐私，因此删除了读取通讯录的部分，经过他修改的app实质上是不会窃取手机通讯录信息。他在以自己的行为反对侵犯个人信息，但是却被判刑，和我一起成为了有案底的人。
而另外几位同事，负责的是ios端app的开发，庭上已经经过事件还原明确能区分安卓还是ios来的通讯录数据，在这样的区分下，ios是基本获取不到通讯录的，但是法院最后还是把那几个ios开发，按照入职时间去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
我已经两年没有任何工作了，风控行业的从业者不能有任何犯罪记录。
我在工作期间只有劳动合同上固定的死工资，没有任何额外的奖金与分红。没有购买、售卖任何信息，更未因此得到收益。我当时加班的车费、去深圳出差金融风控模型学习班的费用，还有好多其他费用都没报销，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没发，社保也没发，还要倒贴我的“赃款”工资去退赔，现在积攒几年的积蓄早已消耗殆尽。
一审判决下来之后，我立刻提起上诉。
二审法官看起来是一位温和的女性，我去的时候，她温柔地说：“你慢慢陈述你的情况，你的案子我之前有过了解。”
我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位客观公正的法官。
我以为这样就会有一个合理的庭审，他们会认真看我的证据，然后对我的案子进行改判。
但是我没想到，负责审理的女法官也是泰州中院一审审理虞凌云等7名被分案的被告人的法官，对案子的走向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们判了虞凌云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自然也不会去仔细审核我的证据，我提交再多的证据与材料都没有用。
二审没有开庭，书面维持了一审的结果。
八、我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了
现在，我没法工作。内卷严重、人才很多，应届生找工作都难，何况是我这样有案底的人，在996的今天，没有公司会要一个每周请假去缓刑报道的人。
我面试了很多次，面试了各种公司，面试了银行，我本身履历很优秀，在某个银行的面试我进了第四轮面试，一般来说第四轮面试仅仅是走走过场，经验部分已经核实过，仅仅是大领导来谈谈心。
部长问了我口袋理财的事，对我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是我无法得到这份工作。
我在口袋理财拿的工资是我们行业的普遍工资，一个中等的水平，如果我知道或者认为口袋理财是犯罪，我是不会在这里工作的——我在其他公司也可以拿到一样的工资，而且不会有任何风险。
口袋理财没有诈骗，没有敲诈勒索，而其他员工和我，如果我再来一次，我们没有任何方式避免自己陷入这样的风险。
案件发生之后，我的女朋友离开了我。
如果和我这个有案底的人结婚，养老金退休金要打折扣，积分均要收到减扣，如果将来我们有了孩子，甚至我们的孩子有了孩子，我们的子孙都会因为我被硬扣的罪名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他们无法通过政审。
我还记得，19年的冬天，检察院突然打电话要求我第二天必须到泰州做补充笔录。
当时，我的女友正值生理期的第二天。她痛经严重，但仍然坚持陪着我。
检察院给的地址不是很明确，我们坐车到了泰州公安局，然后发现不是这里。
在高耸威严的大楼下，我们重新打车，去正确的地点，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有车过来接单。
天气湿冷彻骨，为了御寒，我和女友在路边紧紧抱住彼此。
九、女友离我而去，父母偷偷哭泣
我的女朋友为了我们的感情向她的父母抗争过，她的父母爱她，我也很爱她，她是海归硕士、本科211，有光明的前途，分开了也好。
我理解她的决定，但是我无法理解自己所遭受的无妄之灾。
每个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思绪总是飞向那个充满不公和偏见的地方。
我严重失眠，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心中的苦郁无处宣泄。我的父母虽然很难受，但却常常宽慰我。他们年纪大了，为我操了很多心，我只能装作心理状况正常。朋友们都有自己的事情，也不可能一直陪伴我。
谢冲：我的终检结论
这之前我的人生平稳顺遂，我从未奢求大富大贵去挣不义之财，只希望当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拿一份平常的工资，养家糊口。
我很相信新闻中的公正与法治，为什么到了我身上，司法却是黑暗的，权力却被滥用。
我现在吃饭没什么胃口，失眠每一天都折磨着我，面试、生活处处碰壁，我开始避免与人接触。
十、我的未来，早在25岁生日那天结束了
其实我的未来自25岁生日过后五天，也就是被逮捕的那一天开始，就不存在了。
我的父母都相信我无罪，即使倾家荡产，也支持我去申诉，去拿到自己的正义。
如果我申诉不能成功，如果我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如果我要永远背着这样的冤情生活下去，我要从泰州中院的法院楼顶上跳下去，至死也要证明我的清白。
人们都说检察官与法官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
我的故事没有光荣与梦想，只有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而这也已经被毁灭，被压碎。
也许，这就是普通人的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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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凌云家属 - 虞爱玲联系方式：微信号：taizhouyu9
